1933年9月20日，吴淞商船专科学校，一份《国立大学或专科学校赣籍学生调查表》正在逐一填报。表格末栏，“毕业后志愿”一项，学生胡运洲提笔写下九个字：“作中国将来模范海员。”
胡运洲赣籍学生调查表—大连海事大学馆藏档案
彼时，胡运洲入学已三年，或已登上公平轮实习，脚下踩着的是真实的甲板与江流。那九个字，不是凭空许下的宏愿，而是一个踏浪前行的青年，对这片祖国山河立下的郑重誓言。
这份调查表，静静留存至今。而那九个字背后的人，却在七年之后，以三十一岁之龄，永沉于金沙江的滚滚激流之中。
胡运洲（1908—1939），江西赣州市瑞金县虎岭村（今瑞金市象湖镇金星村胡岭背）人。他自幼聪慧、悟性过人，性情洒脱，不拘小节，被同村群众呼为“癫子”——这个带着几分促狭的绰号，倒也透出几分他异于常人的气质。
胡运洲照片—大连海事大学馆藏档案
十七岁，胡运洲毕业于宁都江西省立九中。毕业后因父亲早逝，家道贫寒，无力升学。身处困顿，但他并未就此沉沦，遂矢志投身革命，于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。然体弱多病，无奈退学返乡。
命运的转折，往往藏在一次不起眼的改道之中。1930年，胡运洲改入上海吴淞商船学校，主习船舶驾驶。彼时的他，已年届二十有二，较同窗或许晚了几年，却从此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方向。三年后，他在那张调查表上，郑重写下了“作中国将来模范海员”九个字。志向既定，此后的路，便一步一步朝着这九个字走去。
1935年，胡运洲自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毕业，分至海船实习。此后数年，历任招商局、三北、济平等轮船公司所属海船之三副、二副，行驶于南北洋一带，备尝海上风浪之苦。家人见他辛苦，屡劝他转业驾驶江轮，以求安稳度日。胡运洲闻言，慨然回应：“中国正图自强，航业必须发展。吾辈青年，可不于此时艰苦磨炼，储为国用耶！” 1937年春，胡运洲受英商摩尔公司聘用，任摩尔号船三副，旋升二副，航行于地中海东岸。以中国人之身，跻身外轮高级船员之列，在当时实属罕见，在赣南更属首开记录的先行者。
同年夏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消息传至海外，胡运洲毅然辞职，回国效命。那一年，他二十八岁。1938年春，胡运洲抵达广东，供职于西南运输处，担任战时运输工作。在广州的八个月里，他著有《广东内河航行须知》一书，将战时内河航运的实地经验系统整理成文，为后来者留下可资参考的实用文献。同年秋，奉命入滇，勘查黎沧河，为西南内河航道开发积累经验。
此时的中国，已是另一番天地。华北沦陷、南京失守，国民政府迁都重庆，云南成为西南大后方最重要的战略支撑。为转运云南丰富的矿产资源、沟通后方补给，国民政府决定开辟金沙江水路，将这条千年未通航的险江纳入战时运输体系。金沙江查勘试航，由此提上议事日程。
金沙江自古以险著称。江流经横断山区，水急谷深，岸坡陡峭，“高、深、窄、曲、陡”五字足以概其形势。早在清乾隆年间，大臣庆复等曾奏请开浚下游航道，调民夫数万，耗时数年，仍未达初衷。当时督察缪弘，工程告败后在崖壁上凿字题诗，留下“金江自古不通舟，水急天高一望愁”之叹。而今，抗战烽火逼来，这条“自古不通舟”的险江，必须在最短时间内闯出一条生路。
1939年，国民党政府组织成金沙江勘查试航队，胡运洲以西南运输总处委员身份，参加长一次勘查试航工作。此次预计先行通航一段，由云南金江街起，至四川宜宾止，全程逾千公里，沿途险滩二百余处，每一处皆是船只难过的“阎王关”。是年1月，胡运洲等人出发勘查，历经数月，备尝艰险。新街至蒙姑一段，有金牙滩，素称金沙江天险，寻常行船至此，皆须将船只拆散，由陆路搬运过去，再行下水。然胡运洲胆识过人，技术高超，竟驾船强行通过。此举并非鲁莽——他意在亲身探索、详加总结，为日后全线开通积累第一手经验，以节省人力物力。
勘查任务完成后，胡运洲再度受命，协同国联驻华水利专家蒲得利（荷兰籍）、经济部技士张炯开展金沙江试航。他们于1939年4月22日出发，28日抵达金沙江，正式展开工作。
5月10日，清晨。试航队一行由金沙江上游禄劝县进入巧家县，目标直指老君滩。蒲得利在查勘阶段所撰《金沙江查勘试航报告》中已将此滩列为头号险关——“长约二公里余，水流直泻于乱槽间，有如飞泉，绝无通航之可能”。地方官员反复劝阻，但蒲得利、胡运洲、张炯三人决意一试，率五名水手登船入滩。
船只驶入滩中，激流汹涌，不幸覆没。蒲得利、胡运洲、张炯及四名水手同时落水殒命。仅一名水手，漂流十余里，挣扎脱险。此时，胡运洲年仅三十一岁。
消息传出，各方震动。国民政府于同年6月17日发布命令，正式褒扬胡运洲、蒲得利、张炯，并予抚恤。云南省政府于7月13日在昆明省党部大礼堂，为胡运洲、张炯举行追悼大会。金沙江沿岸，寻觅遗体的队伍延续数月，江水涨落，终未能在短期内找到胡运洲的遗骸。直至7月13日前后，方有消息传来，其遗骸已于沿江寻获。
图片转引自杨萍《金沙滚滚祭先烈——查勘试航金沙江的一段悲壮往事》
胡运洲在参加试航前，曾与一位女子订婚。临别之际，他嘱咐对方：“试航成功时，即在昆明举行婚礼……”这句话，终究未能兑现。
1940年，金沙江沿岸金江街地方绅士耆老，为纪念蒲得利、张炯、胡运洲三人，集体倡议在金江小学内筹设“蒲张胡图书馆”，募集捐款国币二百余元，汇省城昆明购办图书，并请云南省教育厅厅长龚自知题写匾额。三位殉职者的名字，就此留在了这片他们用生命丈量过的土地上。
胡运洲未能亲眼见到金沙江通航，未能完婚，身躯长眠于滔滔江水之间。但他的壮志与精神，永世流传。蒲得利、胡运洲、张炯等人留下的查勘资料，为后世开发金沙江水利、航运奠定了基础。数十年后，白鹤滩水电站拔地而起，高峡成平湖，“联樯衔尾往来游”的古人祈盼，终成现实。而那份写于1933年的调查表，那九个字的志愿，依然静静地证明着：在民族存亡的关头，曾有这样一个吴淞学子，以全部的生命，践行了自己年少时许下的诺言。
烈士以身殉职，为国捐躯，堪为我国内河航行史上之英雄。
注：文中档案图片标注为“大连海事大学馆藏档案”的部分，版权均归大连海事大学所有，转载引用请提前联系授权，未经许可不得私自使用。
参考文献：
1.徐祖藩.函送蔡峙中等七名赣籍学生调查表[A].1933.LS.3-2（13）.大连：大连海事大学档案馆，1933-10-06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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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洪振权,桑史良.百年风涛（中国航海高等教育之源吴淞商船学校建校一百周年纪念）[M].上海：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，2010：131.
